就在今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及“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优化产业投资基金功能”。

　　今年全国两会，来自创投领域的人士带来了多份提案，内容涉及募投管退等方面的内容。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不少创投领域人士针对募资和退出给出了相关建议，比如在募资方面，引入中长期资金入市，放宽养老金等长期资金进入股权投资领域；在创投机构生态方面，探索创投行业税收制度改革；在退出方面，鼓励S基金交易，引导上市公司扩大分红，积极回报投资者等提案。

　　就在今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及“鼓励发展创业投资、股权投资，优化产业投资基金功能”。此外，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加大吸引外资力度，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放宽电信、医疗等服务业市场准入。扩大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鼓励外资企业境内再投资，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随着中国创投行业走入新的阶段，如何破解当前资金端和退出端的挑战，优化投资和管理方面的压力，已经是所有创投人士共同关注的关键问题。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何杰：创投行业税负较高，建议区域试点，探索创投行业税收制度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何杰围绕创投税收和募资问题，提交了相关提案。

　　创投税收方面，何杰指出，以我国创投行业股权（或股票）转让所得产生的税收为例，合伙制基金层面“先分后税”无需缴纳所得税，其机构合伙人须缴纳25%的所得税，其个人合伙人须缴纳20%（单一基金核算，但投资亏损不得跨年结转，不得抵扣基金的运营管理费用等其他支出，导致个人合伙人在基金存续期间的实际税负可能远高于20%）或5%~35%（整体核算，应纳税所得额超过50万元即按35%征收）的个税。公司制基金层面须缴纳25%的企业所得税，穿透到个人投资者仍须额外缴纳20%个税，实际税负达到40%。此外，对于创投基金在二级市场减持股份还需征收增值税。

　　对比美国创投GP、LP均为20%以下税率，我国创投行业实际税负水平仍然较高。何杰认为，当前现行的创投行业税收优惠政策存在问题：一是公司制基金个人股东“五免三减半”政策覆盖面较小。二是合伙制基金单一基金核算方式下亏损无法跨年抵扣。三是初创型企业投资抵扣政策实际获取难度较大。

　　针对上述问题，何杰提出了四点建议：一是降低行业整体税负。参考高新技术企业，按15%税率征收创投行业所得税。扩大现有公司制创投税收优惠政策覆盖面，将北京中关村、上海浦东特定区域实行的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扩展至深圳前海、河套及其他特定地区，对符合条件的公司制创业投资企业减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创投基金在二级市场减持收益，免交增值税。

　　二是允许合伙制基金单一基金核算下亏损跨年抵扣。建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优化财税〔2019〕8号文件，允许深圳前海、河套区域内合伙制创业投资企业在单一基金核算方式下将投资损失跨期抵扣，从而解决基金运营期内盈亏不平衡带来的投资人实际税负率高于名义税率的问题。

　　三是优化初创型投资抵扣政策适用条件、简化申请流程。包括优化对被投项目的要求，延长或取消结转时间限制，同时创新工作方式，联合税务、科技、市场监管等部门提供优惠申请一站式服务，有利于管理人便捷操作、快速判断；另一方面，探索简化申请流程，减少管理人需要搜集和提交的资料，增加创投企业的政策获得感。

　　四是实施与投资期限反向挂钩的阶梯税率。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创新创投基金征管机制，对于深圳前海、河套区域内的创业投资企业，构建与投资期限反向挂钩的税率机制，投资期限越长税率越低，以此来鼓励各类投资人进入创投行业并开展长期投资。

　　一是打破企业年金、养老金投资创投市场政策障碍。目前企业年金受托管理机构类型主要为银行、保险、券商、信托，建议允许业绩优秀的头部创投机构管理部分年金。同时，在创业投资发达的地区，试点将部分比例的地方养老金委托创投机构管理。

　　二是加速保险资金进入创投市场。建议适度降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在“偿二代”体系中的风险因子；引导险资出资优秀管理人；完善保险机构对长期投资的考核标准，拉长股权投资的考核周期，也可探索按照特定品种或投资周期实施分类考核。

　　三是鼓励银行理财等市场化资金进入创投行业。引导银行理财子公司开发与创投特点相匹配的长期投资产品；降低银行渠道代销创投基金的费用；打造专业化投顾团队，加强高净值客户对创投行业了解。

　　四是拓展多元化资金来源。通过税收优惠、补贴等方式，鼓励慈善基金、捐赠基金等进入创投市场；通过信贷支持、税收优惠等措施，支持民营企业、家族办公室等参与风险投资市场；鼓励高校与专业创投机构合作，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广东证监局局长杨宗儒：塑造更多“长钱”“稳钱”入市 提升投资者实际获得感

　　广东证监局局长杨宗儒带来了三份提案，主要涉及中长期资金入市、REITs市场高质量发展和加强投资者权益救济司法保障等内容。A股“牛短熊长”的现象较为突出，制约了资本市场投融资两端的功能发挥。杨宗儒认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股市中长期资金不足。

　　杨宗儒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协同发力，持续优化市场投资生态，引导塑造更多“长钱”“稳钱”入市。

　　一是优化考核机制，让“长钱能长投”。抓紧落实国有保险公司3年长周期考核机制，落地试点保险资金长期股票投资改革，并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和投资规模，探索优化保险资金股票投资会计核算标准，稳步提高保险资金A股流通市值持有占比。建立健全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长周期的监管指标，引导基金在投资委托环节与投资管理人签署五年以上的长期投资管理合同。支持引导年金基金合理设置业绩目标，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长期限业绩考核结果与资金分配方案挂钩机制，推动全面建立3年以上长周期考核机制。适时提高个人养老金缴费额度，研究建立个人养老金投资顾问制度，允许非银机构开立个人养老资金账户，试点建立年金基金向个人养老金的灵活转换机制，进一步丰富第三支柱资金来源。

　　二是改进金融服务，让“短钱变长钱”。重点改变金融机构重销售的现状，真正建立以投资者利益为中心的激励考核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投资顾问业态，尽快发布实施《证券基金投资咨询业务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顾问业务管理规定》，推动基金买方投顾试点转常规。

　　三是持续优化资本市场投资生态，健全分类监管的机制安排，完善市场化并购重组、股权激励、再融资等制度，支持好公司做优做强，当好“优等生”。进一步严格退市标准，及时出清重大违法和不具有投资价值的公司，坚决维护优胜劣汰的市场秩序，优化上市公司结构。引导上市公司重视市值管理，推动将市值和估值水平纳入央国企考核评价体系，鼓励上市公司充分运用股份回购工具，加大注销力度。强化上市公司分红监管，加大对低分红率公司的约束。加大对财务造假和侵占上市公司利益行为的打击力度，净化市场生态。

　　全国政协委员、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金李在《关于放宽养老金等长期资金进入股权投资领域限制的提案》中指出，应对老龄化，需要让老人的钱袋子鼓起来。鼓励养老金参与股权投资，不仅可以扩大中长期资金来源提振金融对于科技创新的支持，也更加自主可控为养老金融创造更高收益。

　　金李指出，“从实际投资数据来看，按照已累计出资额计算，创投基金占社保基金累计投资比例仅为3.4%，远未达到国家允许的10%的上限，也远低于美国养老金配置私募股权的8.9%和加拿大32%的比例。未来可通过组合投资、发展S基金的方式鼓励养老金进行股权投资。”

　　经过多年发展，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包括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企业年金（第二支柱）、个人商业养老保险（第三支柱）的养老保险体系。2024年1月，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发展银发经济增进老年人福祉的意见》提出，在金融支持方面丰富发展养老金融产品。

　　养老金如何实现长期比较高的投资收益来满足养老需求，已成为迫切要解决的问题。金李在提案中建议，在现有的养老第一、第二支柱基础上，国家大力发展第三支柱，应鼓励养老金参与股权投资，一方面可以为养老金融创造更高收益；另一方面能够扩大中长期资金来源，提振金融对于科技创新的支持。

　　一是国家社保基金投资股权领域的收益虽然更高，但是被允许配置的比例过低。多年来，国家社保基金投资股权的平均收益率在10%以上，远超固定收益资产。近年在资本市场整体收益下降的情况下，也达到了7%以上，即使受政策及其他各种因素限制，收益率最低的基金也在年化3%以上，高于大部分固定收益产品。所以，只要采用组合投资的方式分散风险，加上投资期限较长，可实现高于固定收益产品的回报。

　　二是过去出于政治风险和社会影响的考量，国家社保基金极少对单个项目进行直接投资，据了解只有一家。一种较为可行的方式是，由国家社保基金作为有限合伙人（LP），参与市场化的、支持科创的地方性基金，比如在深圳、北京和上海试点的国家社保基金的科技创新专项基金。在这种模式下，社保基金的权威性和规模性可以有力地支持地方性、行业性、政府参与的、经过业绩验证的市场化科创基金。一方面为科技创新市场提供充足的金融资源，另一方面也规避了国家直接投资单个项目所产生的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这些科创专项基金最终支持的科创型中小微企业大多属于民营企业，这也更好地体现了国家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决心，同时也提振了民企信心。

　　金李建议，一是要放宽社保基金等中长期资金投资风投领域的比例限制，并鼓励商业化养老金适量配置股权投资。

　　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境内投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关于“产业基金和股权投资基金（含创业投资基金）不得高于10%”的比例上限提高至20%，并且允许各省养老金由国家统一管理部分以适当比例（建议15%）投入股权领域，同时不再要求至少40%投固收产品。同时，鼓励养老金第二支柱与第三支柱自主选择配置创投基金类产品的比例，发挥好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的自主选择性，为愿意承担较高风险和收益预期较高的个人、企业年金提供充足、丰富的配置策略。通过第二支柱、第三支柱，为未来养老金大比例参与创业投资进行政策试水。对于部分慈善公益性质的资金，比如大学教育基金会，亦可在合规前提下放宽限制。

　　二是中长期资金更加重视以组合投资的方式进入股权领域，PG电子下载为避免单个项目风险过大，建议规范中长期资金开展股权投资的方式为组合投资。同时鼓励以基金方式进行组合投资，不对单个投资项目进行考核，从而避免因为担心国有资产流失而束缚住投资的手脚。

　　三是适度发展S基金。目前全国一级股权投资存量资产大约在14万亿元的规模，有意愿进场的资金体量充其量在千亿元级别，二者存在量级差异。而中长期资金如果能够在期限为7年的直投基金运行到第3年或者第4年进场，此时被投项目组合已经基本成型，可以在公允市场价格基础之上进行一定折让购买，降低投资不确定性，又享受了一定的资产价格折让，提升了投资回报，也更加符合社保基金等中长期资金对稳健性的要求。

　　在2024年北京“两会”带来了《关于北交所高质量发展的提案》。陶匡淳表示，接下来北交所的高质量发展，可在投资端和融资端继续发力。

　　其中，在投资端，陶匡淳建议，聚焦北交所特色定位，打造国际化证券交易所，吸引更多优质外资，提升市场流动性和市场估值。一是加深与港交所合作，回应境外投资者关切。二是进一步提升与重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易所互联互通水平。三是鼓励并支持代表性专精特新上市企业赴境外市场开展反向路演，与国际投资机构深入开展交流。

　　而在融资端，陶匡淳建议，结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对北京市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孵化与支持。一是充分发挥利用首都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优势和高校资源。二是为后备专精特新企业制定“创新性”量化指标。三是成立北京市后备专精特新企业股权支持基金，为后备企业孵化提供融资支持。

　　深圳市政协委员李鉴墨：深圳可结合“20+8”产业集群政策，通过积分制公开遴选一批发展前景好、创新能力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给予白名单企业优待政策。

　　科技型中小企业在获批科技项目上往往难以“被看见”。这与科技型公司规模较小，科技项目申报人员身兼数职，对项目申报政策和流程理解不够透彻且经验较少有关，最终导致申报材料并未反映出企业核心技术和产品先进性的真实水平。此外，在对外融资方面，由于中小企业存在规模小、资信差等固有弱点，往往易陷入创新资金匮乏。深圳可结合“20+8”产业集群政策，通过积分制公开遴选一批发展前景好、创新能力强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给予白名单企业优待政策。

　　中信资本董事长张懿宸针对《重视并购基金作用，优化并购重组监管机制，畅通私募股权投资退出渠道》的提案提出五个建议：

　　一、建议应以3%为警戒线，促进股票和债券外资持有占比逐步进入5%-10%的安全舒适区间。其中，建议研究放宽包括基金在内的外资持股A股上市公司比例上限，进而适时研究外资控股A股上市公司负面清单。

　　二、建议监管积极研究放宽并购基金控股的公司在A股上市的可行路径。当前监管政策下，多数基金特别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并购基金，其控股的公司难以在A股IPO上市。

　　三、拓宽鼓励和支持开展并购重组的行业范围。建议研究部分IPO受限领域企业通过被并购或重组方式登陆A股市场，或积极引导和鼓励其在H股上市。

　　四、建议适当放宽业绩承诺标准，进一步明确除“采用未来收益预期等评估方法的大股东注资型收购要求设置业绩承诺”外，其他类型重组的交易双方可自主协商是否约定业绩承诺。

　　五、建议监管部门为并购基金通过接续基金实现投资人退出提供更清晰、优化的政策支持和指引。并购基金可以通过发起接续基金，在保证企业持续稳定经营的同时，为资本退出提供通路，从而实现投资的良性循环。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田轩：建议试点逐步恢复T+0股票交易制度 加强政策合力进一步优化外资营商环境

　　田轩认为，从交易制度看，我国现行的T+1交易制度已无法满足全面注册制背景下健康投资生态构建的需要。实施更灵活、公平的交易制度，将是短期内提升投资者获得感、实现市场投融资两端动态平衡的重要抓手。目前的股票市场T+1交易制度下，一旦当日股票市场出现较动，大的机构投资者可以利用股指期货、PG电子下载ETF套利、融资融券反向操作来弥补损失甚至可以盈利，而中小投资者一旦操作失误，当日亏损无法挽回。这不仅有悖于市场公平性原则，也将对金融市场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对此，田轩建议，试点逐步恢复T+0股票交易制度。在主板市场蓝筹股试点并逐步扩大T+0交易制度范围；先行在个人投资者中试点T+0,成熟后再向机构投资者过渡；先行试点单日单次T+0，成熟后向单日多次T+0过渡，直至完全覆盖。

　　上海航天信息科技研究院院长伍爱群：引导上市公司注重建设外汇风险内控体系，提升上市公司整体外汇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

　　伍爱群建议从四个方面完善上市公司外汇风险治理，包括在收购等环节提升上市公司外汇风险管理意识和能力。第一，在证券注册发行、上市审核、上市公司收购等环节，明确外汇风险治理和披露的要求，提高监管政策的透明度，降低和避免监管预期差。第二，修改相关监管制度，适度拓展保荐人的尽职调查内容和保荐督导职责。第三，推出外汇期货、标准化外汇期权等国际上运行成熟、成本低廉、交易便捷、风险可控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率先在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开展人民币外汇期货交易先行先试。第四，由证券市场相关行业协会组织开展针对上市公司高管、财务人员等内部人员的外汇风险管理培训。

　　中泰金融国际董事长冯艺东：统一A股市场非首发期间正常交易股票的涨跌幅限制为10%

　　中泰金融国际董事长冯艺东在2022年全国“两会”带来了多项提案，其中涉及股票做市交易制度、证券监管人员遴选机制、A股市场涨跌幅限制、股票发行定价制度、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等。

　　在《关于审慎推行股票做市交易制度的提案》中，冯艺东表示，当前，我国证券市场交易制度以竞价交易制为主，仅有的新三板股票交易做市自2014年施行以来成效褒贬不一。

　　“考虑现阶段A股市场规模、交易情况等因素，做市制度实施的现实背景和意义早已不复存在，在A股市场的适用性较低。”冯艺东表示。

　　具体到科创板，冯艺东进一步表示，2021年，科创板日均成交额约430亿元，换手率4.32%，略高于全市场整体水平。同时，作为我国证券市场的新设板块，科创板运行时间相对较短，其运行基础和实践经验等仍存在较大的强化空间。在科创板引入做市制度并不具备现实意义，反而可能因做市制所固有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监管难度大等引发内幕交易或操纵市场等合规问题。

　　因此，冯艺东建议，A股市场应审慎推行股票做市交易制度改革，暂缓推行科创板做市交易制度改革。

　　在《关于统一A股市场涨跌幅限制的提案》中，冯艺东表示，随着资本市场改革全面深入，A股市场非首发期间正常交易股票10%的涨跌幅限制正逐渐放宽。目前北交所、科创板、创业板正常交易涨跌幅限制已调整至30%、20%、20%。

　　“但是由于A股市场有很多区别于其他成熟资本市场的特殊性，现阶段对放宽涨跌幅限制应该持审慎态度。”冯艺东表示。

　　冯艺东认为，一方面，A股市场投资者仍以散户为主；另一方面，放宽涨跌幅限制会加剧非理性炒作。此外，目前对放宽涨跌幅限制的监管尚未到位。

　　因此，冯艺东建议，统一A股主板、科创板、创业板和北交所正常交易股票的涨跌幅限制，均设定为10%，审慎推进放宽涨跌幅限制改革。

　　在《关于优化股票发行定价制度的提案》中，冯艺东表示，价格发现是资本市场的基本功能之一，合理的股票发行定价机制是资本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础所在。

　　不过，冯艺东同时指出，目前在我国证券市场，股票发行定价机制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一方面，现有新股发行询价机制未能切实降低新股发行定价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另一方面，我国新股发行过程中仍存在较为严重的投资者申购地位不平等问题，机构投资者与个人投资者在申购条件、申购比例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因此，冯艺东建议，一是完善新股发行定价机制，有效落实询价制度。二是推进新股配售制度改革，提升新股发行公平性。三是强化一级市场信息披露制度，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中航光电党委书记、董事长郭泽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截至目前，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量达到5352家，总市值达到84.7万亿元。据统计，在5352家A股企业中，国有企业约1400家，约占A股总数的26%，贡献了70%左右的利润，但市值规模仅占50%左右。这反映出，多数国有上市公司的资本市场溢价尚未充分体现出其优质资产属性的现象。国有企业价值被低估，不仅制约了上市公司利用资本市场优化产业布局的能力，也不利于资本市场资源配置功能的充分发挥。

　　为此，郭泽义今年提出一份《关于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功能优化产业布局的建议》。

　　在健全市场退出机制方面，郭泽义建议进一步优化退市制度，提高资本市场的活力和配置效率。在引导和培育更多优质企业登陆资本市场的同时，也要强化退市机制，达到退市标准的上市公司实现应退尽退。

　　“加大行业龙头上市公司并购重组整合力度，优化资本结构调整。支持产业链上下游整合，同一产业链的两家或多家企业合并，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强化协同效应和规模效应；重点对于行业同质化严重、经营质量较差的‘小’‘弱’‘散’类型企业，鼓励通过并购重组的方式进行资源整合。”郭泽义说。

　　引导资本市场坚持价值投资与长期投资方面，郭泽义建议进一步加强价值投资与长期投资理念引导，优化完善专业投资机构考核体系，积极开展投资者教育，引导市场树立理性的投资观念和合理的投资回报预期。积极发挥专业投资者功能，推动完善上市公司治理，引导上市公司以分红、股票回购等多种形式回报股东。

　　全国人大代表、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沙雁：引导上市公司扩大分红 积极回报投资者

　　谈及上市公司走访调研情况，全国人大代表、深圳证券交易所理事长沙雁3月4日在驻地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已经走访88家深市上市公司，未来还有10多家企业要走访。超百家公司发了有关于“质量回报双提升”的公告，核心是要提升上市公司的内生质量，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引导上市公司积极回报投资者，扩大分红，这都有利于提升市场的内在稳定性。

　　德力西集团董事局主席胡成中：建议综合考虑股权投资不同阶段风险属性，划定分层分类监管原则

　　胡成中在《关于促进股权投资行业健康发展》提出相关建议，包括综合考虑股权投资不同阶段风险属性，划定分层分类监管原则；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为股权投资退出提供多元的选择，为科创企业发展提供直接融资支持；明晰各类政府引导基金的职能和定位，通过适当降低返投比例要求、扩大返投方式的确认范围、实施开放性跨区域合作、增加创业投资类基金的设立规模等方式，突出政策导向功能，引导资金流向市场不敢投、资金需求大的关键技术领域，填补长期资金缺位。

　　奇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用好数字科技技术，推动科技金融由被动服务模式转向主动服务模式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奇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准备了两份提案。一是《创新发展“AI+安全” 护航中国式现代化》，他希望中国能大力探索“AI+安全”创新应用，抢占国家安全的人工智能战略制高点，提高应对网络空间安全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能力。二是《做好“科技金融”大文章，促进金融高质量发展》，他建议用好数字科技技术，推动科技金融由被动服务模式转向主动服务模式，同时筑牢网络安全底板，为中国式现代化做贡献。

　　作为一名科创企业家，齐向东还表示，希望资本市场能提高风险投资基金的活跃度和包容性，支撑更多科创企业成长、发展，为创新中国提供更肥沃的土壤。科技自立自强意味着要出现一大批创新创业企业。科技创新有风险，需要资本支持。科技创新资本支持有风险，可能打水漂，而且不可规避。投资科技企业像撞大运，风险投资基金的包容性越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就越强。

　　雷军带来有关绿色低碳、人工智能、智能驾驶、智能制造等领域的四份建议。其中，在《关于加强培养人工智能人才满足科技变革需求的建议》中，雷军表示，“建议将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内容，设置人工智能通识课程，同时将相关内容纳入中小学社会实践活动。从基础理念到简单应用，全面激发中小学生的兴趣，培养中小学生对人工智能的认知能力和应用能力，为未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近年来，国家出台多项政策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为企业融资提供便利，但在全球及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科技制造业发展面临更多挑战，需进一步改善融资环境。对此，李东生提出四条建议：一是增强融资的延续性和稳定性；二是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比重；三是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针对科技制造业出台相关配套政策，拓宽企业融资路径；四是拓宽资本金筹集渠道，延长项目贷款期限，为企业全球化提供融资支持等。

　　今年已经是李书福第21次走进两会，带来了《关于完善碳排放管理机制 促进企业自觉践行“双碳”责任的提案》《关于加快制定、实施商用车碳积分管理办法的提案》《关于推动轻型多用途货车转型升级的提案》。

　　其中，关于夯实碳市场基础推动汽车产业实现“双碳”目标的提案。首先是建立汽车行业统一的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并推动汽车产品碳足迹的国际衔接互认。其次是优先促进《积分办法》与碳减排体系的衔接机制。此外，要扩大碳交易产品种类，优化配额发放及履约机制，适时引入碳期货、碳远期等交易产品等。最后是需加强数字化碳管理工具的规范化管理。

　　何小鹏计划提出《关于探索限定场景无人驾驶法规，加快新能源汽车 与电网融合互动的建议》和《关于推动飞行汽车应用、助力低空经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建议》。建议探索设立限定场景下低速无人驾驶的政策法规，开展夜间低速无人驾驶+补能试点应用，实现从“人找桩”到“车找桩”，将用电负荷从日间高峰期规模化迁移至夜间低谷期，并将充电从主动行为转变为自动化漫游式服务，从而形成电网、用户、充电站运营商、车企多赢格局。相关法规和试点也将同样适用于用户夜间自主泊车和低速物流等场景。

　　盐津铺子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学武：建议将个税起征点提升至8000元，增加普通收入人群的实际收益，提振消费信心。

　　据悉，张学武为两会准备了多份建议，涉及民营企业出海、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改善居民收入预期、激活消费等方面。他还提到，对于低收入人群，个人所得税边际影响晓，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增加个人补贴，能更好地起到促进消费的效果。

　　2024年全国两会大幕开启，全国政协委员、360集团创始人周鸿祎正式进入履职的第七年。作为安全科技领域的委员代表，周鸿祎两会提案关注通用大模型安全问题，建议制定通用大模型安全标准体系，鼓励兼具“安全和AI”能力的企业解聚焦攻坚，承担重担。

　　周鸿祎提出三点建议。首先，他指出目前国内的大模型安全问题不容乐观，建议有关部门采用揭榜挂帅等方式，鼓励并扶持兼具“安全和AI”能力的企业，更好发挥其解决通用大模型安全问题的重要作用。

　　其次，周鸿祎认为，现阶段将安全模块作为大模型外挂的做法已不可行，安全需要贯穿通用大模型的整个构建过程，确保安全措施在系统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得到充分考虑和实施。建议国家研究制定保障通用大模型安全的标准体系，推动通用大模型开展安全评测、接入安全服务，降低通用大模型安全风险。

　　最后，相比民营企业以及其他各类组织，政府、央国企对通用大模型的应用具有更高的安全标准，不仅关涉商业安全，更关涉国家安全。因此，他建议政府、央国企与兼具“安全和AI”能力的企业在大模型安全领域展开深入合作，发挥此类企业在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优势作用，为国家安全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