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电子平台成语“精耕细作”是对中国古老农作法最主要特征的高度概括。按照现有说法提到该成语的出处是1957年10月9日在中国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讲话中提到：“我看中国就是靠精耕细作吃饭”，“我们靠精耕细作吃饭，人多一点，还是有饭吃。”同一讲话中两次提到“精耕细作”，可见对精耕细作的重视。但这并不是这个成语的最早出处。1946年6月15日的《人民日报》第2版就在一篇题为“晋绥节余劳力用于副业生产”的报道中使用了这一成语，该文提到“兴、临等县将节余劳力用于大量制造肥料，加强精耕细作，预计每垧地可增产粮九升。”但这还不是“精耕细作”最早的出处。继续搜寻发现，“精耕细作”一词可能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随着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一道流行起来的。

　　1941年和1942年是抗日战争期间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领导根据地军民普遍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精耕细作”是延安大生产运动时流行起来的一个词语。而这个词的流行还可能与当时的劳动模范吴满有等劳动英雄的先进事迹有关。吴满有（1893—1959），陕西横山人。1928年逃荒到延安。因善于经营、吃苦耐劳，成了吃穿不愁的富裕农民。1941年，吴满有一家开荒种地33垧，秋收时节，打粮34石，送交公粮14.3石、公草1000斤，购买公债150元、公盐代金665元。这在边区经济最困难的时期，是非常了不起的义举，因而也引起延安《解放日报》等媒体的注意。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头版首次对吴满有的事迹进行了报道，同时编发社论，号召“边区农民向吴满有看齐！”《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引起了解放区领导人朱德和等人关注。在1942年出版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建议“推广吴满有式的勤劳与得法的农业生产运动。”

　　在吴满有的事迹得到解放区领导人的肯定之后，边区农民迅速开展“吴满有运动”，吴满有也因此成为边区妇孺皆知的人物。但吴满有的身份也引起了讨论。因为报道中的吴满有雇工行为，他“雇有两个长工和一个拦羊娃，农忙时还雇短工”，属于富农。有《解放日报》的读者就提出“能不能把富农的方向（吴满有的方向）当做今年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这个问题讨论了一年多，直到1944年12月5日在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上讲话，肯定了吴满有方向，并将吴满有方向与“精耕细作”联系起来。讲话中提到：“我们实行彻底减租、扶助贫农生产、组织起来、劳动互助、公私兼顾、精耕细作、多耕多锄、多上粪，就是实行吴满有方向，就是实行贫的变富，富的更富的方向。”吴满有成为精耕细作的代表，“吴满有的方向”就是精耕细作的方向。向吴满有学习，开展吴满有运动，变成了对精耕细作的提倡。

　　精耕细作也是吴满有最为得意之处，尽管作为一个没有文化的农民，他未必能用这四个字对他的经验进行总结，但他勤劳肯干，农活做得好是不争的事实。他在接受中外媒体的采访中也多次讲到，他的“耕作的方法比别人更加精细……除草比别人勤，用功比别人多”，“庄稼做得细致些”，“会生产”。

　　吴满有的做法和边区政府的主张是一致的。1939年2 月2 日在延安生产动员大会上，负责边区财经工作、具体组织生产运动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第一副主任李富春在报告中，就动员边区民众在春耕运动中，要做到“改良耕种方法——深耕，施肥，除草。”1940年，谢觉哉、左健之在《关于陕甘宁边区农村经济的几个问题》中指出：“我们过去注意耕地的扩大，但对于怎样增加每亩（或每垧）土地的收获量这个问题却注意不够。……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应广泛的修筑水利、提倡深耕、选择与改良种子、改进农具等等，以提高农业的收获量。”之所以推荐大家学习吴满有，争做吴满有，是因为他觉得吴满有代表了边区农业生产发展的方向，即“要因地因时制宜”发展农业，“要依据各种不同地区而采取不同方法，一种地区以深耕为主，另一种地区以扩大耕地面积为主。在时间上也有要分别：在有荒地可开时，以奖励开荒为主；在荒地开尽时，就要转为以奖励深耕为主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选集》卷5，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1942年12月,第15-16页。）这两种增产办法（即深耕和开荒），在吴满有身上都得到体现，即他的“勤劳和得法”。

　　号召的也只是推广这种“吴满有式的勤劳和得法的农业生产运动”，而所谓“得法”便是以“深耕”为代表的“改良作法”，相反便是“作法粗”。1942年12月5日边区政府发布的《一九四二年经济建设工作报告》也只是提到：“为提髙原有耕地之粮食产量，动员人民进行深耕、锄草等改良作法。”据此，在1942年年底以前，只有“深耕”二字，并没有出现“精耕细作”这四个字，尽管这四个字所包含的内容都有了。

　　一年后，“深耕”的说法就发生了一点小小的变化。1943年12月2日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关于四三年发展农业生产的指示信》中，“精耕”取代了“深耕”，并首次见到了 “精耕细作”的提法。用“精耕”取代“深耕”并非偶然。“精耕耨”之说见于清代。清末翻译的国外农书中也使用了“精耕”一词pg电子平台。1937年抗战爆发后，“精耕”得到提倡，1941年，浙江省就提出推进“甽田区田的精耕运动”。这项运动也在其他省区得到宣传和推广。如，1943 年八月二十九日出版的《陕西省政府公报》（第866期）就提到“古法精耕，增加产量”；1944年一月出刊的《广西企业季刊》也对“推行精耕，增加农产”进行介绍。“精耕”一词也可能藉此由国统区进入解放区。

　　“深耕”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先秦诸子对“深耕”就多有提及。例如，《国语·齐语》：“深耕而疾耰。”《管子·小匡》：“深耕、均种、疾耰。”《庄子·则阳》：“深其耕而熟耰之。”《孟子·梁惠王上》：“深耕易耨。”《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耕者且深，耨者熟耘”等。自战国时期提出“深耕”的口号以后，经过秦汉一直到明清，人们对深耕的强调丝毫没有减弱，相反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是“精耕”一词已然流行，仍然存在“精耕”与“深耕”混用的现象。1942年，边区的大生产运动中虽然仍旧沿用“深耕”这一概念，但内涵上却发生了一些变化。按照的说法，“深耕”这种“改良作法”就包括“多锄草、多施肥、多犁地”。1944年西北局调查研究室《陕甘宁边区改良农作问题》，指出改良农作法，主要包括耕地、施肥、锄草、选种、修改地形等。文中继续采用“深耕”的概念，指出“深耕的第一个要求便是多耕”，“深耕的第二个要求是犁得深”、“深耕的第三个要求，是细耕、细磨、细打。”但这些内涵又岂止一个“深”字了得？因为深耕除了表示“犁得深”外，很难与“耕得多”与“耕得细”等联系起来，于是就用“精耕”取代“深耕”。一字之差，意思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但“精耕”仍然没有办法涵盖以“深耕”为代表的“改良作法”所包括的“多锄草、多施肥、多犁地”等内容，因为狭义上的“耕”，通常指的是播种前的整地，而不包含播种后的中耕除草及田间管理等项内容。汉代人为了准确地概括农业技术的内涵，在先秦“深耕疾耰”、“深耕熟耰”、“深耕易耨”、“深耕熟耘”等的基础上，在东汉王充所著《论衡》中出现了“深耕细锄”的说法。汉代以后，“深耕细锄”一词一直在沿用，成为“精耕细作”的重要原形。

　　在“深耕细锄”的基础上，随着“精耕”一词的引入，由二者杂交组合而成的“深耕细作”、“精耕细作”一词的出现也就顺理成章了。先是“深耕细锄”变成了“深耕细作”。1943年2月7日，陕西省绥德县张家砭乡郝家桥村民公约中最早出现了“深耕细作”一词（《刘玉厚与郝家桥》，《解放日报》1944年2月21日第4版。）同年12月1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号召“多开荒地，深耕细作，增修水利，发展副业。”接着《解放日报》在介绍了吴满有1943年的生产成绩时，肯定“这在延安县南区还有荒地可开的条件下，以开荒为主而以深耕细作为副的办法完全是对的。”（《吴满有和吴家枣园》，《解放日报》1944年1月1日第2版。）1944年12月，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区第一届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提出十大号召，其中之一便是“深耕细作，兴修水利，整理土地。”

　　最后是“深耕细作”变成“精耕细作”。1943年12月2日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关于四三年发展农业生产的指示信》用到了“精耕细作”一词。1944年5月14日，米脂县委所作的《米脂县一九四四年春耕变工总结报告》中认为，变工的作用之一便是“能作到不误农时和精耕细作。”12月5日，林伯渠主席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了大生产运动中农业生产所存在的缺点,“这就是偏重数量（如开荒、锄草等）不讲求精耕细作的倾向。今后必须努力纠正这种偏向,普遍倡行精耕细作，以提高质量。”同年，中央西北局调查研究室编《陕甘宁边区的劳动互助》提出，“在地少人多的地区开展劳动互助，可以节省劳力，实行精耕细作和发展副业”。《解放日报》1944年12月27日第一、第二版在报道“边区展览会开幕各项建设大有进步”时，提到“党和政府为了在实现耕三余一运动中，曾执行各种具体政策及办法：精耕细作、增开荒地、组织起来、推广植棉、消灭病虫害、增发农货、推广水利及减租减息。”

　　由“深耕”经“深耕细锄”、“深耕细作”，再发展为“精耕细作”，最大的变化是“精”字的加入。强调“精”，除了是农业生产的需要以外，也可能与当时整个工作方法上的转变有关。1941年11月7日，在《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中提出实行精兵主义。随后，党外人士李鼎铭等人在边区第二届一次参议会上建议“实行精兵简政主义”pg电子平台，得到了的肯定。“精”字也开始出现在其他的一些场合。在1942年的文献中发现，“精细”用于修饰耕作农具。如对绥（德）、米（脂）所用农具的调查发现，“与老边区比较要精细、进步一些。”与“精益求精”相反的“粗枝大叶”受到批判。1944年12月5日，林伯渠在《边区民主政治的新阶段》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批评了“工作中的重量不重质倾向”，指出“在工作方法上，有许多工作人员至今只习惯于粗枝大叶的方式，不习惯于细法方式。可是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应该是一种细法工作，建设工作愈发展,愈提高，就愈是需要具体的和细法的领导，愈不能采用粗枝大叶的方式和简单命令的方式。”参议会决议肯定了林伯渠的报告，指出：“在今后两年之内，尤应本既定方针，坚持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提倡精耕细作。”

　　1944年以后，“精耕细作”一词显然不止出现在陕甘宁边区，在其他边区也都有使用。1944年12月20日至1945年1月30日举行的晋察冀边区第二届群英大会上，就提出了“组织起来”，“精耕细作”的号召。晋绥边区制订的一九四四年劳动英雄及模范工作者条件中有专门的一项是关于“精耕细作劳动英雄条件”。“精耕细作”成了“农民的口号”，也成了不少社会调查报告、纪实作品和文艺作品中的主要内容。

　　“精耕细作”作为一个流行语已广泛使用并深入人心。因此pg电子平台，在1946年4月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刘建章等二人提提倡改良农作法案时，原办法第一项内之“深耕浅种”，经审查改为“精耕细作”，“以适应边区一般情况”，“余照原案通过，交政府办理。”（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347页。）从1946年开始，“精耕细作”一词就非常流行了。当年6月15日到11月12日，仅5个月的时间里，《人民日报》用到“精耕细作”一词就有19次之多。每月约4次，超出从1946年6月至2012年12月《人民日报》中的相关文件资料共有786个月2052篇，平均每个月2.6篇的频率。

　　但践行精耕细作的吴满有却未能随着这句成语而走得更远。1948年5月8日在宝鸡战斗中，吴满有被胡宗南的部队俘虏,并流出了叛变的传闻。从此成为他人生的又一次转折点。1949年，吴满有返回延安。同年10月，被开除党籍。从此这颗闪亮的明星开始暗淡下来。几个月后，举家迁回老家横山。1959年因病去世。

　　吴满有成了历史的过客，但他所曾代表的延安大生产运动以及农业生产中的“精耕细作”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7年，当及其所领导的准备开展新的大生产运动——农业时，自然又想起了延安大生产运动时那句最响亮的口号“靠精耕细作吃饭”。随后开展的运动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生产运动的延续和扩大。“精耕细作”这一成语也从此更加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