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电子平台预计中国算出来各行业的内涵碳价格会比碳市场的价格更高。但整体水平仍有可能比发达国家的“内涵碳价格”或碳市场（比如欧盟）的水平要低。这种情景仍不利于国际贸易，若部分国家和地区采用高碳价格，便还是有理由认为相关的贸易产业因为碳价格差异而采用调节政策，如向中国征收边界碳税。

　　另一方面，中国相比大多数国家，同样的能源项目有显著的成本优势。比如英国的海上风资源比中国丰富，但英国8年前开展的海上风电在起始部署阶段中通过CfD[4]机制，实现上网电价之上的补贴水平约10便士/kWh（按照当时汇率将近人民币1.2元/kWh）[5]，而中国海上风电（如表1所示）的起始部署阶段的电价补贴水平仅为0.5元/kWh左右。不仅如此，加拿大开展电厂

　　项目的资本投资成本大约是中国预测值的两倍以上。中国的价格水平可能还是处于相对低的位置，建议研究通过购买力平价（PPP [6] ）进行调节。或许中国的200元/tCO2的碳价格可能会等同于英国400元/tCO2价格水平的效果，仅是观察名义上的碳价格水平差意义不大。中国的200元/tCO2的碳价格可能会等同于英国400元/tCO2价格水平的效果，而不应该仅是观察名义上的碳价格差。

　　这些转换和调整不容易被理解，因此最理想的情况，还是以碳市场为核心更为直观，降低其他低碳激励机制对碳市场定价体系的影响。在碳市场成熟后，建议通过设立碳市场配额奖励调节和满足激励不同成本低碳技术投资，同时逐步削减其他并行低碳政策机制（可再生能源补贴、强行关闭煤电厂）的影响。例如取消各种电价补贴，使用原来补贴财政开支从碳市场购入部分CER，给予成本较低、接价上网的陆上风电每吨减排量0.2吨

　　补贴，来取代可再生能源的各种电价补贴机制。同样，也可以通过CCER或配额奖励的方式，鼓励CCUS示范，给予自愿关停的燃煤电厂一定程度的配额补贴来取代强行要求关闭。

　　以上仅是中长期的建议，碳市场启动阶段的成败不能用碳价格高低水平来衡量，而是取决于控排企业的积极参与、机制的有效和稳定运行及市场有充分的流动性。统计各种机制的“内涵碳价格”并定期披露，或许是提升中国气候外交形象的好办法。在边界碳税调节上，中国还需要努力争取以减排量为考核减排努力的参考值，避免以绝对排放量为主制定边界调节措施，如通过《巴黎协定》的多边机制更好地定义ITMO[7]及有关机制。

　　上述建议只是笔者的不成熟的思考，还需要政策决策者和学者深入研究细节，如碳排放的机会成本从”萝卜”还是“大棒”型政策实现好，财政支持如何通过碳市场体现，如何缓和传统工业企业的额外负担。

　　作者：梁希，CFA FRM，爱丁堡大学商业与气候变化中心主任及能源金融副教授，伦敦大学学院荣誉教授及气候投融资促进生态文明中心副主任，中英（广东）CCUS中心秘书长，中国环境学会CCUS专委会副主任及气候投融资专委会常委

　　[1]梁希. 欧盟为何唯独钟情碳市场，削弱其他机制约束：国家利益 [EB/OL]. 2020.

　　[2] EC. COMMISSION STAFF WORKING DOCUMENT. IMPACT ASSESSMENT: A policyframework for climate and energy in the period from 2020 up to 2030 [R].2014.

　　[7] internationallytransferred mitigation outco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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